深圳四十，不惑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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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二十世纪末抛出一个幸运球。获得它的加持，新兴地区将迅速提升自己在全球化的位置。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获得石油支撑的美元在全球四处寻找投资机会。古老的东方大国转身之际，发现世界日新月异，需要发奋图强。“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但如何对接一个新体系而又不影响全局呢？决策者们在南海边找到一个支点。这个支点位于共和国的边陲，却紧邻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重要节点——香港。
这个支点便是深圳。四十年前的8月26日，共和国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成立伊始，就源源不断地收到各种红包，归根究底是四大红利——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资本主义新浪潮的全球化红利、中国庞大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以及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入门券的香港红利。
没有政策红利，深圳经济特区的“特”就无从说起；没有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技术和资金，经济特区也就失去发展的意义；没有中国农村提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作为外向型经济的保证，经济特区的体量上不去，最终可能只有试验田的意义，不会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都会；没有香港，则可能连资本主义世界的“门”都摸不到……
与生俱来这四大红利，起手就摸“天牌”，深圳成为世纪之交最幸运的城市，而深圳的确没辜负这一把好牌，筚路蓝缕，脚踏实地，不仅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也成就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传奇。
香港这个“压缩泵”
无论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还是深圳蜕变的传奇，都是全球化“时空压缩”的造化，这个“压缩泵”便是香港。
1979年年初，深圳刚刚撤县（宝安县）设市（当时还只是惠阳地区代管市），具体的改革政策还没有成形，但是中国要改革开放的信息传遍了香江。香港人不懂得中国领导人报告中那些专业术语，但是他们听懂了中国要发展外贸，要搞出口加工。
香港开埠一百多年的商业智慧和市场嗅觉，在这时大放异彩。1979年，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上屋线圈厂正式开工。“在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双方代表就发热线圈来料加工业务进行了充分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协议如下……”1978年12月18日，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村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签订一份“三来一补”合同，在上屋大队部楼上200平方米面积办了一个“线圈厂”，这应是深圳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
后来这种模式在服装、塑料、五金、餐具、电器、日用品、纺织品、水泥制品等行业中广泛推行，成为深圳外向型经济的滥觞。
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香港源源不断压缩进深圳，但这些都不是关键。四十年来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港资占比一直保持60%-70%的高位。这其中相当部分是其他地区的资金，借道香港是因为他们信任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市场体系。香港，既让西方资本相信能够产生安全又可观的回报，又让社会主义中国相信能从全球市场中获得发展机遇。信任，是香港这个压缩泵能够发挥作用的安全剂。
香港压缩进的不仅仅是全球化的市场，还有全球化的时空观念。以往对全球化对中国崛起作用的论述，都侧重于经济上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却忽略了时空观念的巨大转化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这里恰恰隐藏着深圳崛起的奥秘，也是理解当今逆全球化形势的钥匙。
时间的启示
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炸响改革开放的“开山第一炮”。此后不久，在蛇口路边竖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
这个口号是有“蛇口之父”之称的袁庚提出来的。但“时间就是金钱”提出来不久，就遭到不少非议。蛇口微波山旁的这个标语牌几度被撤下，直到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才获得认可，时间有价值的理念才逐步进入中国人的头脑。
这个时间观念正是从香港输入的。
袁庚后来回忆说，他在1978年10月调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时，拍板购买了一栋大楼，双方约好下午2点交易。双方准时到达签好合同后，对方车都没熄火就赶去银行了。原因在于第二天就是星期六，银行不上班。如果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支票不能交给银行，卖主就要损失2000万港币的3天存款利息。
袁庚为此感叹，如果是在内地大家不会这么着急去银行，就会把支票先带回去放着，直到星期一存银行。为此，袁庚到了蛇口工业区之后，迫切感到任务重而时间紧，要把过去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因此，“时间就是金钱”在深圳不仅仅是对金融理财的要求，而且是延伸扩展到各个行业各个部门，成为深圳速度的内在动力。
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这是犹太人在千年前经商就总结出来的致富之道。犹太人说得更直接，“时间就是商品”。在全球化时代，由于通讯手段的提升、交通工具的发达，时间价值在技术、产品乃至供应链上都表现出来。尤其进入数字时代后，商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迭代频繁，客户对交付时间越来越敏感，企业之间的竞争表现为时间竞争。
奥巴马任美国总统时曾问过史蒂夫·乔布斯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在美国生产iPhone？乔布斯告诉他，这种工作绝不会出现在美国。因为当时除了富士康，没有哪个企业能够高效准时地给苹果完成巨量的供货任务。
欧美其他企业不是没有生产管理的技术，只是生产规模上难以达到富士康的量级，而这种量级正是与苹果这样全球化顶级企业的合作才形成的。一方面，苹果提供了全球化量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深圳的产业集群和劳动力规模，提供了全球化量级的生产能力。
当然，如此强大高效的代工是建立在中国人口红利的基础上。从消费到生产，全球化时空急剧压缩，最终定格在生产线上忙碌的工人。二十一世纪初，由于买不起自动化生产线，比亚迪在深圳的电池工厂依靠大量人力组装电池，一举成为全球电池生产巨头。
成本低、数量大，这个人口红利在深圳崛起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也带来深深的社会创伤，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在那几年不断出现。2012年1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在中国，制造iPad是以人为代价》(In China， 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 iPads)。
从蛇口“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开始，深圳掌握了时间压缩的真谛，在市场上赢得了一场场时间竞赛。然而，对时间过多的压缩，就是对人的压榨。实际上深圳在世纪之初就意识到发展的瓶颈所在。按官方的说法，“进入21世纪，深圳经济增长面临土地、资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的硬约束，自然资源匮乏、空间限制方面的“软肋”和弱势开始显现，深圳的发展面临巨大压力。”
那时的深圳面临一个发展的低谷，民间出现“深圳，你被谁抛弃”的讨论，深圳亟待转型。2006年，深圳把自主创新从科技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提升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决定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在2005年到2009年，短短4年时间，深圳就出台了50多个鼓励创新的政策、法规。
至此，深圳的“时间压缩”进入以科技创新推动的时代。
空间的启蒙
时间回到四十年前的罗湖桥。
一个香港青年过关时填写“职业”时犯了难。他是香港的“测量师”，但是内地那时不但没有“测量师”这个职业，也没几个人知道这是个什么职业。没有办法，边防人员给他填上了“工人”。年轻人到了深圳，帮助蛇口进行空间规划。几十年后，年轻人成了香港特首。他便是梁振英。
当时梁振英是作为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的会员，来深圳义务工作的。这个协会是在中国吹响改革的号角后，由香港律师廖瑶珠等人于1979年发起成立，当时共有20多位香港专业人士，包括经济学者、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建筑师、测量师等。
▲罗湖桥，1980 / 图源：美籍日本人出目里利吕井
据香港文汇报1979年9月23日报道，该协会成立的目的，是“协助及提供服务以促进各行各业之专门人才直接参与中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推行之现代化运动，并协助及提供服务以促进该等专门人才在上述活动之合作及互相配合。”
刚刚起步的深圳特区，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由于建设在即，在土地规划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显得尤为迫切。梁振英讲解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他从零讲起，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台下的学员包括深圳特区官员和规划者，以及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技术干部。
尽管马克思经典著作对地租有着浓墨重彩的分析，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却始终没有意识到土地的意义和所蕴含的价值。1979年深圳改县设市，各项建设都已开始，尔后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来解决干部职工宿舍问题，但是却没有资金。
当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骆锦星带几个人去香港考察，一个香港朋友嘲笑他，“你这个局长，端着金饭碗要饭！”骆锦星在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启发下，弄出了一个“港商出资合作建房”的模式，也就是深圳方面出地、港资出钱，合作建房，利润分成。
然而，土地在中国一直是个敏感问题。骆锦星的模式遭到质疑，某单位曾经召开讨论会，主题就是“如何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还有报纸更会扣帽子：“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与现在的一些自媒体标题有得一比。为此，骆锦星等人还专门去翻马克思著作，也没找到什么说法。
骆锦星找的港商就是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刘天就。得到骆锦星这边确认的消息后，他在1979年最后一天通过罗湖关，然后坐在自行车后坐上赶到深圳市政府临时办公地点。1980年1月1日，他和深圳签订了中国第一份合作建房合同。这份合同没敢说合作开发房地产，两页多纸都是谈“补偿贸易”。同年1月8日，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成立。
图纸刚出来，刘天就就把房子放到香港预售，和当时香港楼价相比，便宜了一半以上，第一批推出108套房很快便一售而空。刘天就得到了建房的全部资金，而骆锦星不仅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还为公司赚到了500多万元。
香港人对深圳的“空间启蒙”，让深圳人第一次体会到土地在市场中的巨大作用。土地不仅有价值，而且通过土地空间的合理规划利用，还可以发挥更大的市场效益。因此与土地规划利用相关的香港专业人士，如梁振英等，成为深圳乃至上海等地的座上宾。
在深圳商品房开发的经验上，中央在1984年确定了“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国务院的一个暂行规定表示“大中城市都要逐步扩大商品化住宅建设，建设周转资金由建设银行贷款、企事业单位集资等多种渠道解决”。
在这一年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深圳，肯定了当时深圳的成绩与方向。当时他站在建成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的楼顶眺望时，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经过楼下，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这个年轻人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于是他创办了万科。
与万科一样，现在国内叫得出名字来的房地产企业，几乎都是在1984年冒出来的——万科、招商地产、保利地产、广州城建、浙江广厦、华发股份、天鸿集团、宋都集团……
到1987年得时候，深圳发展突飞猛进，很多项目有待开发，但又苦于没钱。这时港商霍英东给深圳当时市长李灏出主意：“土地不就是钱嘛！”霍英东在香港房地产市场率先推出楼花，开创了后世的商品房预售制度。霍英东建议深圳学香港拍卖土地。然而，这与1980年搞合作建房一样，面临“出卖领土”的指责，而且还涉及到违宪。因为1982年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但是深圳以特区之特，还是迈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1987年12月，深圳举行了中国第一次土地拍卖。作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标志性事件，这次拍卖的意义已经被论述过无数次。但无论怎么论述都不为过。因为这个房地产开发模式，通过香港“压缩”给深圳，又通过深圳推广到全国，不仅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各地的城市建设与财政收入，而且在后来的二三十年内为中国经济内循环提供了一个强劲的引擎。
回头来看这次拍卖，也极富传统中国“皇天后土”的仪式感。参加拍卖会的领导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以及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此外，还有28位香港企业家和好几个经济学家，以及60多个记者也闻风而至。也许是为了显示这次拍卖的历史意义，这次使用的拍卖槌是香港测量师协会赠送、专门从英国定制的枣红色拍卖槌。槌声一响，深圳，也是全国，首块土地的50年使用权最终以525万元的价格成交。
土地开发为国人开启巨大的财富效应，但内地一些地方却因此走上依赖土地财政的歧途。在压缩空间和时间方面，内地城市比香港狠多了。香港对每年的开发用地都有严格限制，然而在内地一些城市，因为实体经济没有同步发展，只能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有些内地城市甚至把未来几十年的土地收入都预收了。土地财政一方面透支了地方未来收入，恶化了国民收入分配，抑制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是土地财政所形成的资金，以政府投资后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产能过剩。
对于深圳来说，高地价高房价对中小创新型企业形成排挤效应。进入21世纪以来，深圳不断出现“扩容”“直辖”的讨论，根源还是在于深圳储备土地不足。从经济密度上来看，深圳已经创造人类经济发展的奇迹。2019年深圳GDP总量达到2.7万亿元，全国第三，仅次于直辖市上海和北京；但经济密度更是达到惊人的13.5亿元/平方公里，是北京的6倍、广州的4倍、上海的2倍。
作为中国地域最狭小的特大城市，所谓“内涵式增长”是不现实，也不科学的，因为深圳对土地的压缩已经接近环境能承受的限制。土地问题不解决，关于扩容、直辖的话题会永远继续下去。
产业时空的整合
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深圳就已面临土地等资源的瓶颈，那时深圳就已经走上内涵式增长的道路，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深圳及周边地区形成中国最好的产业集群效应，如电子产品、中高档时装、石材、汽车零部件等都是深圳的产业集群。其中规模最大、竞争力最强，也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是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遍布珠三角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2010年后，以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无人机产业集群异军突起，其中以大疆无人机为代表。大疆创始人汪滔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关于无人机的早期研发也在香港科技大学完成，但最后花落深圳。前深圳副市长唐杰说：“为什么突然有一天深圳就成了世界无人机的生产中心了？因为无人机产业需要的碳纤维材料行业、航空铝后加工业、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深圳都是最强的。深圳的无人机产业配套之好就是全球之最，没有之一。”
唐杰认为，深圳创新的基因隐藏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在市场化的机制下，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的城市。
也是在市场化的机制下，深圳企业可以整合全球的研发资源，在深圳实现商业化。其中华为的成功，就是利用全球化进行开放式创新的结果，从2G到5G华为整合全球科技资源，在战略聚焦点上逐步突破，最终在5G形成全球主导者地位。
如果说富士康是在全球化下被动的时空压缩，那华为这类企业就是利用全球化主动进行时空压缩，从而获得强大的全球链接能力，把研发、应用到消费的链条打通。
华为通过全球链接与全球资源整合，与世界其他创新中心的深入互动，积极抢占5G通信与SOC芯片（System on Chip，为系统级芯片，它是把CPU、GPU、RAM、通信基带、GPS模块等等整合在一起的系统化解决方案）等战略制高点。加强全球链接，是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有效路径，也是中国全面融入创新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然而，这种主动的全球化时空压缩才刚开始，便遭遇逆全球化大潮。对于深圳来说，幸运的天牌都已经用完了吗？
时空延展下的深圳之惑
全球化始终是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方向，目前的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一个低谷而已。对于深圳来说，过去四十年经历了全球化史上最高效的时空压缩，在一些领域获得了全球影响力，但面对逆全球化，深圳需要补时空延展的课，解决四十之惑：
四十年来，深圳跻身全球化浪潮，参与国际大循环获得极大成功，现在逆全球化下，如何参与内循环？
四十年来，深圳利用香港红利成功进行全球化的“时空压缩”，现在香港也处在困顿之中，如何与香港合作，再开始一段传奇？
四十年来，市场化改革贯穿于深圳发展的全过程，现在逆市场化的一些思维、政策却时不时冒出来，深圳如何再举市场化大旗？
参考资料：
[1]“深圳40年如何从‘被谁抛弃’、多次衰退，走向世界城市前沿”，唐杰，《开放导报》2020年8月
[2] 深圳经验:“地区创新网络”重塑珠三角，林岭东，《同舟共进》2018-09-01
[3] 时空压缩与中国社会建设，景天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0155 期
出品 | 示范区研究小组
编辑 | 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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